高步瀛先生的教学和对我的启导

Original: 程金造古逸英华 2019-06-14

我以为，写文章应当是“写此事必深知此事，书其人必深识其人”才行。我对先师高步瀛（阆仙，谥贞文先生），从学既晚，知受无多，只听人说先生门墙甚高，我企而望之，犹不能见其帷席，哪能写出先生的文章学问真实的情况呢！

——程金造

高步瀛阆仙先生

先生教学、讲诗文，并不擅辞令，又操的河北话，在不习惯的南方同学听来，有如北方人听黄晦闻先生讲《毛诗》，都是很费力的。可是，比我早五年的老学长吴文金曾说:“高先生当初开了一门《古文辞类纂》课，是本科二年级的必修科，每周四小时。先生讲的透彻精辟，学生受益多，很感兴趣，于是其他年级和史、地、外文诸系的同学，也纷纷来听，一时教室有人满之患了。

我入文预科时，到国文本科听课，先生讲韩文，总说韩文比八家中其他家好，直是上追迁、固。但那时我却不以为然。我认为八家中韩文最差，句子别扭，用字生疏，好在何处，真不理解。先生一次又说:“韩文是学《尚书》的。韩文中碑铭为好，碑铭中《平淮西碑》《曹成王碑》诸篇，是韩用力之作。”我深记此语。后来，讲《平淮西碑》了，我坐在靠前边。先生先朗读了一节:

天一一以唐——克肖其德——圣子——神孙——继继——承承——于千万年——敬戒——不怠。

用一种抑扬顿挫，长短不齐的音节，把文中含意，已全然表现出来了。我从此才悟识出韩文造句用字的简核。韩不说大皇帝之有土有民，享有天地间的一切，是受命于天，不是受命于人，而是用“天以唐克肖其德”，七字为句，就完全道出此意，意切而字音浏亮。我从此承认了韩文之高，真是六经的旨归，史迁的格调，韩文确是学《尚书》而加以变化的。

当我到本科三年级时，先生守制。所任的课，请了他教过的学生、当时燕京大学教授董先生代授。董先生聪明谢博，又是满人，口才极好，很受同学欢迎。我和范凯之、马近仁、牛文青等同听董先生讲唐诗。一月多以后。我们几人在宿舍闲谈。近仁说:“董先生很能说，也很能发挥，但是和高先生味道不一一样，高先生并不能说，可味道浓厚，董先生有些不同，这是何道理呢?”我们一听近仁此言，颇有同感，而一时又不明其故。最终，范凯之说，“我看还是理解问题。诗文都有其紧要之处，高先生在此关键处，是把文外之致揭出，虽然只是简单的一两句，却使人能领悟。董先生很能发挥，但多在人可理解之处，这就是其不同点。”凯之此言，使我们都有所领悟。先生选教材，多取有关历史的大事件，如汉文《论六家要旨》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、《谏不朝单于疏》，唐宋文中魏徵之《上疏》，刘蕡之《对贤良方正立言极谏策》，王安石之《上仁宗皇帝书》。苏轼之《上皇帝书》等等。这在学术上，历史上都是极重要的事,关及国家盛衰问题。选此，以使学生对中国重大事件，有个具体认识。先生讲书的特点，一是全如其人，外表中和无奇，而其聪明超逸，即在其中。所以听先生讲课，要得法，不得其法，是不易感兴趣的。其法是:未讲课之前，先把讲义注解、考证等细心看两遍，心中有个认识。然后再听先生讲，如此才能体会出先生的真知灼见。再一个是，先生上课极少请假，而且按时上下课，从来不迟到早退。这在当时教授中是少见的。

我毕业后，教书在北平，所以能常到先生家看看，或问书中问题。记得先生已是从小沙果胡同迁住到西京畿道了。那时，冀东虽乱，北平尚未沦陷。先生旧友涿县杨汉云，在先生家校《刘申叔集》，他是个博通经籍的清季举人，和我也就熟识了。一次，我去看先生，杨老见我来就放下书对我说:“我知道你喜好《文选》和《史记》，《史记》你当然有心得了。”我急忙说:“杨先生，我不行，我无心得。”杨老又说:“你读的遍数不少吧?”我说:“论遍数不能说少，可越读越不懂。”先生听我此言，近前就问我:“怎么遍数不少还不懂?”这使我只有照实情说了:“我开始读《史记》，觉其文从字顺，比经书好懂的多，自以为懂《史记》了，有了兴趣。后来再读，发现从前认为懂了的，却是错了，于是继续多看，又发现许多处不能懂，虽然也解决了一些不懂之处，终究还是不懂的太多。经书的不懂，在于名物制度和佶屈整牙之处,一看就发现了。《史记》之不懂，多是在文从字顺之中，我的功夫还不够。”杨老又问我:“由博反约，这话你懂吗?”我说:“懂一点。”于是老师问我:“约是什么意思?”我说:“约是少，大概有精的意思。一书多是联系到许多书，从群书去结合联系之处，才能对此书真了解。”老师说:“还对。”

先生从西京畿道迁住按院胡同十八号时，杨老还是在先生家校《刘申叔集》。一天我去看老师，杨老同我寒喧，问，“《左传》熟吗?”我回答。“不然、不懂。这本是我无心之言，可是杨老却追问起来;“你什么不懂?”我闻此言，深悔无考虑就随意答话，不得不找问题说了，就回答:“传不传《春秋》,我就不懂。”杨老问:“你说传不传?”我回答:“有的说传，又有说不传，我就不知何从了。”于是杨老又追问“谁说传，谁说不传?”我说:“二刘呗!”“哪个二刘?’杨又问。我说:“刘歆、刘逢禄。”杨老笑了。而这时先生走过来问我:“太史公称《左传》是什么?”我说:“太史公称《左传》叫《国语》，叫《左氏春秋》。”先生马上反问我:“为什么不叫《左传》?”我说:“太史公从董仲舒学《公羊》，当然他不承认《左传》是传《春秋》了。”

先生问我:“《公羊》讲什么?”我说:“不是讲《春秋》大义的吗?”先生又问我:“《左传》讲什么?”我说:“《左传》也讲《春秋》大义。”于是先生说:“他怎样讲的《春秋》大义?”我回答说:“什么书日云云，或是以书也云云，这不是讲《春秋》大义吗?”

先生说:“好，《左传》能背吗?”我心慌了，说“不行，不能背。”先生说:“ 当然不能全背过。你先背诵一下郑伯克段吧!”这时我只好背诵起来，背到“五月辛丑，太叔出奔共”，先生用手示意说:“停，—— 再接着背。”我又背: “书曰郑伯克段于鄢;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，如二君，故曰克。称郑伯，讥失教也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”先生又用手示意说:“停，——以下再背。”我又背:“遂置姜氏于城颍，而暂之……”先生说:“好了，你看，‘遂置姜氏于城颍’,这遂字是承接第一句来的吧?”我想了一会说:“承上句‘大叔出奔共’来的吧?”先生于是启发我说“你看，这‘书日郑伯克段于鄢，段不弟故不言弟’以下数句，是否是后人加入的呢?”这时，我又想了想说，“是，很像是。”先生于是说，那么太史公不称它是《左传》，你还不明白吗?”杨老在一旁也笑了。

先生迁按院胡同，已临西城墙根了。是在日军侵据北平之前迁去的。北平既已沦陷，伪师范大学成立，致函先生上课，先生引为大辱，复一信，斥绝之。而此时总感头痛，遂从此不再出门。在当时，居住北平的人，如果不是汉奸，多是相互走访，探闻抗哉情况。先生既不出门，而江陵曾广源(浩然)与杨汉云两先生，总常去看先生，谈战争传说情况。我也常去打听战事消息。有一天下午，私立辅仁大学沈兼士先生来老师家，我一进屋，沈先生就要走了,走时对老师说，“可多几句废话，寿幅长，临时可删去。”我知道沈先生是请老师撰《陈援庵先生六十寿叙》的，就对曾先生说:“沈先生这大文字学家，对文章还不太内行。”老师送沈出屋回来，听我说这话，问我;“你说什么?”这时我害怕要受先生申斥了，背后论人，是不应当的，深悔失言之过。先生见我迟迟不敢回答，就一再催我，态度却始终是自然的。因而我就大胆地发为狂言了，“一篇文章，从主旨发出，宾主，前后，是多是少，是有一定方法的，哪能有废话?”于是先生问我:“什么是文章的一定方法?”我说:“一篇文，有主有宾，有开有合，有呼应，就是一定的方法。”先生又问:“什么又是不定的方法呢?”我回答:“宾主怎么安排，何处开，何处合，这些就无一定。 ”先生闻我此言，进一步启发我说:“怎样学这些方法呢?”我说:“当然从文章里学了。”先生说:“文章以外就无法学了?”我说:“学文章，不从文章学，又从哪学?”于是先生指挂的张画说:“你看上边有文章没有?”我端详了一会说:“啊!有宾主。”先生说;“最鲜明的文章，是皮簧，皮簧里可真有好文章。其实，天地间无处无文章，李白不是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吗?”当时，我理解先生这话是指经史子集所著录的，尽是天地间之事物，所以天地间尽有文章材料和方法。现在回想先生所以能有这些透彻的见解，广大的识悟，主要在于他幼年已熟读九经，又每日清晨一醒就背书，从经史子集次第背诵，到早饭时为止，直至老年，未尝间断。书只有多背诵，才能精熟，也止有精熟，才能运用。先生是深得其道的。

——本文节选自《学林漫录·十二集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，原标题为：回忆先师高步瀛阆仙先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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